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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一个人的百年史‐‐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书。何况这位老人名叫周有光、今年108岁!

在周有光先生漫长的生涯中，先搞经济，西装革履供职于大银行，业务办到美国华尔街;解放后服从组织，50岁时转行语言学，研究创制汉语拼音，跨界成功，被称作&ldo;中国汉语拼音之父&rdo;。

搞经济，那是民国时期的事。那时银行界的人都知道有个聪明、有干才的周有光，他不仅办事能力强，还搞研究。1949年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他的专著《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看题目就知道，在政权更替之际，与许许多多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要以己之长报效国家。但是，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已然是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的一套新经，老和尚没咒儿念了。周有光转行，倒是转对了。虽然后来政治运动不断，周有光的人生际遇也不免随大流颠倒浮沉，进&ldo;牛棚&rdo;、下&ldo;干校&rdo;都有他的份儿，但毕竟b?p??f这些拼音字母离政治远些。

苟全性命于乱世，周有光看得多也想得多。待到改革开放局势宽松了，特别是他退休后，走出语言学专业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现代化、全球化、中东局势、印度经济、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公民意识等等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

我读过周先生的这类文章，篇幅都不长，文字浅白如话，意思讲得明白，不论怎样大的题目，经他睿智地阐释，就不再高深莫测，人人能懂。这是高手文章，举重若轻，闲庭信步，是识见超人、智力优越方能达到的境界。所以周有光的粉丝多。特别是得知老先生百岁之后仍然可以每月写一篇这样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的文章，粉丝更其惊喜感佩。著名学者李泽厚也赞叹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人出名了，轶闻逸事也多。人们发现，哦，原来，周有光与作家沈从文是连襟，娶的是美丽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张允和爱唱昆曲，漫画家丁聪画过他们夫妇一幅漫画：周老头儿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张老太，二人浅笑盈盈，双双赴会。老两口一辈子和睦，举&ldo;杯&rdo;齐眉，两&ldo;老&rdo;无猜，令人羡煞。而养生风起，老寿星的养生之道自然是人人乐闻。周有光先生却只云淡风轻地顺其自然，白菜豆腐加肉松，喝茶，也喝星巴克咖啡，每天读书看报，关注天下大事‐‐某日，我随金玉良女士去探望周先生，介绍寒暄后，周先生开口说，哎呀某某人死了!那天早晨我还没来得及看报，还不知此事呢。当下心想：老先生消息真灵通啊!何老之有!

金玉良女士是周有光先生的&ldo;小友&rdo;，她退休前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是作协同事、好友，后来与张允和、周有光也熟识起来。金玉良性情温良，为人谦和，特有老人缘，几位老人都和她要好，彼此往来密切，了解深入。周先生深厚的学养、丰富的人生阅历、前瞻的思维和儒雅的谈吐深深吸引她，十多年来，不论酷暑严寒，每周一次探望周先生，陪老人聊天，听老人讲他的人生经历、讲过往年代。她记下来，竟成一本书：《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老先生亲自题写了书名，大有&ldo;御笔钦定&rdo;的意思，又可作&ldo;防伪标识&rdo;，总之是很满意这本书的。

以往金玉良建议老先生写自传，老先生都谦虚说：&ldo;我没什么可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rdo;‐‐读完金玉良写的这本书会由衷感叹：哪里简单?!周先生今天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终归是他百年人生不断历练、修为的结果。即如健康长寿这件事，每个人带着自己的dna、家庭的影响，于人世间走自己的人生路，有多高，作为有多大，天地有多宽，眼界与胸襟、坎坷与通达……无不相关，又怎是单单问个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就以为得了健康长寿秘诀那么简单?

金玉良在前言中虽谦虚地称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周有光传记，她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但翻开书一页页读下去，周先生的人生故事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面貌，就像怀旧的老电影，浮现眼前，带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带着生动的悲欢。

闲来读书，不会去读&ldo;中国抗战时期经济史&rdo;这样专业图书，但闲读周有光这本书，却能了解到许多当时经济情况。比如，周先生回忆中讲到农本局，我问过学经济的人，也不甚了了。据周先生解释，农本局就是特种农业银行，其资本来源，一半政府分期拨给，另一半为合营资金，由各商业银行按当时储蓄存款额的比例摊派。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解决大后方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政府加强农本局的领导。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何廉受蒋介石委派，出任农本局局长。局长下面有两位协理（即副局长），一位协理负责与金融界的沟通和协调等有关事务;另一位协理蔡承新负责农本局的日常业务。农本局的宗旨是促进农业信用的流通，促进农产品运销。

当时，由于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农民几乎达不到温饱，更谈不上积存。在耕种季、收获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在遭遇天灾人祸的时候，农民主要从高利贷者、地主和商人等私人手中借贷。20世纪30年代，尽管已经有了银号（即钱庄）和当铺这样中国传统的信贷机构，但是钱庄通常设在城市、商埠，农民无法利用。当铺的情况比钱庄好些，在农村有代理店或代理人。当铺的借款利息，按照法律限制月息是三厘，但实际生效利率往往比三厘高得多，期限也比较短。典当者在期限内如果无力赎回自己的物品，当铺便将其卖掉并从中牟利。虽然如此，当铺规定的条件还是比从私人手中借款要好些。然而，大多数农民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他们几乎没有可典当的财物。农民需要新的信贷来源，新的基层借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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